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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兵变

发布时间:2020-06-16 16:06    来源:《中共广西地方历史专题研究(南宁市卷)》   作者:邓海燕

南宁兵变

邓海燕


1929年12月11日的百色起义和1930年2月1日的龙州起义,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领导的影响较大的两次武装起义,是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尝试。1929年夏秋间,由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南宁兵变,拉开百色、龙州起义的序幕,为这两次起义准备了基干力量,是党领导兵运的成功典范,是邓小平和广西党组织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体现。

蒋桂战争俞、李坐收渔人利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国内政治形势陡然逆转,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以蒋介石为首,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军阀集团掌握了全国政权,中国革命陷入低潮。

蒋介石的国民党南京政府虽然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国民党内部为争夺地盘的派系斗争再度轮回,且愈演愈烈,尤其是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势力迅速扩张,很快发展到了长江一带的汉中地区。蒋介石对桂系日益壮大的势力寝食不安,桂系对蒋介石铲除异己的独裁统治心怀不满,尖锐的利益冲突,最终导致1929年3月下旬爆发了蒋桂战争。蒋桂开战后,蒋介石针对桂系内部矛盾重重和兵力过于分散的弱点,采用“三分武力七分策反”的伎俩,派人赴香港,联络被桂系军阀政府通缉而寓居于港的广西国民党左派领袖俞作柏,策动桂系将领倒戈。在俞作柏的要求下,中共中央即调中共北流县委书记俞作豫(俞作柏之弟、李明瑞表弟)协同俞作柏赴武汉前线,策动桂军第三路军代总指挥李明瑞倒戈。在蒋部刘峙兵临武汉城下时,李明瑞在湖北黄陂前线宣告脱离桂系独立,桂军全线溃败。俞作柏、李明瑞(以下简称“俞、李”)因阵前倒戈有功,被扶上了主政广西的高位。6月,俞、李分别被任命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共掌广西军政大权。7月初,俞、李回兵南宁,掌政广西。

俞、李虽拥蒋成功,但在政治上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加上桂系李、白、黄党羽遍布,俞、李一时间难以控制广西政局。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曾与中共合作,深受共产党影响的桂系左派俞、李,情急之下把信赖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共产党,希望共产党派人来桂,协助他们掌政广西。

俞、李合作南宁城群英汇聚

大革命失败后的广西,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白色恐怖遍及城乡。之后,广西党组织在恢复中再经起落,元气大伤。1929年1月,中共中央巡视员贺昌在香港召开广西工作会议,传达中央改组广西省委的决定。会后,省委书记文沛,委员雷经天等人从梧州辗转到达南宁,建立了广西省委机关。

月,俞、李掌政广西后,为我广西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机会。按党与俞、李达成“先倒桂,后反蒋”的共识,中共中央派时任中央秘书处负责人的邓小平(化名邓斌),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邕领导广西党组织对俞、李政权开展秘密的“国共合作”。在此前后,党中央和广东省委还派遣了贺昌、张云逸、陈豪人、龚楚、徐开先、叶季壮、袁任远、许进、李谦、胡斌、李朴、何世昌、宛旦平、冯达飞、魏伯冈、沈静斋、许卓等40多人来邕。党组织通过多种社会关系,安排陈豪人担任省府机要秘书,安排徐开先任军事特派员,安排龚楚、冯达飞负责南宁公安局,其他的党员另安插在各级军政部门里。我广西党组织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吸取大革命时期党对掌握武装认识不足,葬送大革命前途的血的教训,审时度势,把广西的党建重点放在发展工农武装;把对俞、李的统战工作的重心,放在通过改造旧军队,逐步发展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兵运工作上。

这一时期,广西党组织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利用俞、李对蒋介石存有戒心,希望借助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工农运动来扫除桂系的地方势力,以支撑他们“天下”的心理,推动俞、李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以打开广西工作的新局面。

一是推动和协助俞、李整顿各级政权组织。解散了桂系李、白、黄爪牙所把持的国民党各级党部,逮捕和惩办了一批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反动分子,以此沉重打击桂系军阀残留的地方势力,为恢复工农运动扫除障碍。

二是遣返了蒋介石派来的一批黄埔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蒋介石的监控,并说服俞、李全部释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被桂系当局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使南宁地方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三是实行民主,开放工农运动,重新设立由共产党领导或指导的各种群众组织机构,并派出代表分赴各县慰问农民,支持农民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在1929年8月中旬,在取得俞、李的同意下,广西特委策划了在南宁召开的广西各县农民代表大会。会议总结大革命以来广西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强调各地农会要“以贫苦的农民为中心”,正确运用农运斗争的策略,扩大革命统一战线,扩大农军武装。省农代会后,党又向俞、李推荐一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担任左、右江地区各县的县长。其后,又派雷经天往右江地区,何建南往左江地区,领导左、右江地区的工农武装。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左、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为日后党在左、右江地区扎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贯彻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精神,1929年9月10日至14日,中共广西特委在南宁市郊律头村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对广西的形势作了分析,作出了《政治任务决议案》,明确广西党组织今后的任务是以开展土地革命为中心,武装农民,准备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大会为广西的革命武装斗争指明了方向。

经过努力,党与俞、李政权的合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为南宁兵运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证。

施计兵运共产党陈仓暗度

俞、李虽然借助蒋桂战争坐上主政广西的宝座,但由桂系蜕变而来的政权显得十分脆弱。在俞、李政权内部,既有国民党改组派,又有蒋介石派来的人,更多的是桂系的旧势力。俞、李要坐稳广西,首要的任务便是整顿军队,扩充实力,夯实执政的基础。俞、李回师广西后,按蒋介石南京政府给桂军的编制,将桂军编遣为3师1旅,并把原警备军改建扩充为6个警备大队,另外还成立教导总队。由于桂军部队成份复杂,不易为俞、李所掌握,特别是由警备军扩充的6个警备大队,主要是收容民团土匪、散兵游勇组编而成的,军纪松懈,战斗力极差,不少的军官甚至思想反动。对此,俞、李既不想让蒋介石插手,更要防止李、白、黄卷土重来,不得不请求共产党帮助改组旧军队,扫除桂系统治的根基。俞、李的愿望在客观上为我广西党组织东山再起提供了条件。党紧紧抓住与俞、李合作的有利机会,以在邕的第四、第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为重点,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措施来搞兵运,改造军队。

首先,安插党的军事干部担任新组建部队的各级领导职务,掌握部队的指挥权。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陈豪人、俞作豫的关系,先后安排徐开先担任广西教导总队主任,张云逸担任广西教导总队副主任,兼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李谦任副大队长,佘惠任大队政治部主任;俞作豫担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史书元任副大队长。另外,从中央和广东省委派到南宁的袁任远、李朴、许卓、阎伯英等一批党、团员,分别担任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的政治教官、连排级军官等职,从而将俞、李新组的3支武装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中。

其次,采取“撤职”“升迁”和“调训”等办法处理旧军官。在教导总队,主要用了“升迁”的办法。张云逸在征得李明瑞同意下,撤销了总队的营级建制,给几个思想反动的营长,“升”了官,一个升总队参谋长,两个升训练处长、副处长。明是升官晋级,实为“调虎离山”,剥夺了他们的带兵权。在警备第四大队,“撤换”改造的计策亦很快奏效。该大队中的4个营,有两个营的领导权已为党所掌握,另外两个营的营长平时贪污军饷、虐待士兵,士兵们怨声载道,张云逸借机将其撤换,并用两位共产党员取而代之。连长以下的军官,除了少数撤职外,大多数送到教导队当学员,进行教育改造。至于警备第五大队。由于不少军官原是俞作豫的老部下,因而更换比较少,但党也派去宛旦平、袁也烈等人,配合俞作豫开展工作。

第三,开展对士兵的革命民主教育,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通过建立士兵委员会,对士兵进行阶级教育、民主教育,宣传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灌输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的革命思想。同时发动士兵起来与反动军官克扣军饷的贪污腐化劣行和虐待士兵的军阀习气进行斗争,铲除军阀作风。教育和斗争的有效结合,使广大士兵真正认识到官兵平等、为谁打仗等道理。士兵们提高了政治觉悟,较自觉地拥护我党主张,这为党改造和掌握这支军队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四,在部队中建立党组织,增加工农成份的比重,加速部队的改造。为了加强党在军队中的影响,党除安插了一批党、团员到新建部队中去以外,还注重培养在士兵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并吸收那些贫苦出身,思想上进的士兵和下层军官入党。卢绍武、李天佑等一批广西籍的将军,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在1929年八九月短短的2个月间,仅在教导总队就发展了300多名新党员,约占全队总人数的30%。在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连一级以上的单位,基本建起秘密党支部或党小组。与此同时,党也注意增大军队中工农所占比例,加速对部队成份的改造。张云逸在整顿警备第四大队时,除了遣散一批兵痞外,在广西特委的帮助下,还吸收了一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入伍。1929年九十月间,警备第四大队只用了1个月,部队人数就由原来的1000多人扩大到2000多人,面貌焕然一新;第五大队也扩充了数百人,人马增加到近2000人。部队实力的壮大,工农比重的增加,为党掌握这些武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党组织还十分注意培养和发展有革命基础的左、右江农军。邓小平、陈豪人等人到南宁后,立即派人到右江地区.恢复与农民领袖韦拔群的联系,积极动员俞、李政权支持左、右江的农民运动,为左、右江农军的发展创造条件。1929年8月下旬省农代会期间,经党组织的活动,使俞作柏不仅接见了韦拔群等人,肯定了右江的农民运动,还以“右江护商大队”的名义,由省政府拨给东兰、凤山两县农军200多支枪、5万余发子弹的装备,并借农军来南宁领枪之际,对他们进行了政治、军事培训。此后,党还争取俞、李政府拿出一批枪支弹药,武装左江地区和南宁市郊的农军。

在邓小平、张云逸等人的运筹下,党通过南宁兵运,把广西教导队、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这3支近5000人的国民党军队,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基本改造成为共产党把握的新型革命武装,客观上为后来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准备了基干队伍。

临危兵变邓张移师入桂西

正当党对俞、李旧军队的改造初见成效,广西革命形势日益好转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1929年9月,俞、李在国民党改组派的拉拢下,磨拳擦掌,准备联合湖北的张发奎共同反蒋。

俞、李的突然行动,打乱了我党的计划。风云突变,广西特委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临危不惧,处事不惊,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由陈豪人、俞作豫、张云逸等在军政部门工作的党员出面,指出俞、李在广西主政根基未稳,政权、军队异己势力尚未肃清,若轻举妄动必致失败,力图阻止俞、李仓促反蒋;另一方面,作好应对俞、李反蒋失败的准备。

不日,湖北张发奎反蒋受挫,汪精卫派薛岳到邕,以金银为诱饵催促俞、李发兵。俞、李经不起改组派的游说,自认为反蒋已成骑虎之势,只得孤注一掷。眼看俞、李反蒋出兵在即,党为避免已掌握的军队成为军阀混战的牺牲品,指示张云逸在俞、李的军事大会上据理力争,指出广西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尚未训练好,不宜配合作战,且后方空虚,更需要驻兵留守。俞、李经密议后,同意将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留守南宁,并成立南宁警备司令部,由张云逸兼任司令,统一指挥留守部队。

就在俞、李为反蒋忙于调兵遣将之时,邓小平等作出了一旦俞、李反蒋失败,党立即把掌握的武装拉到桂西左、右江山区的决定。桂西地形险要,交通阻塞,反动势力鞭长莫及,而且有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活动多年,群众基础好,确实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为了及时应对突发事件,邓小平指示张云逸以警备司令的名义,立即接管省金库和军械局,并征调大批民船在码头备用,同时从警备第四、第五大队中各派一个营的兵力分赴左、右江地区,与当地的党组织、农民自卫军一起,随时做好接应工作。

10月1日,俞、李在南宁召开反蒋誓师大会,随后率兵顺西江东下,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可是不料没几日,俞、李手下的师长吕焕炎、杨腾辉,旅长黄权等先后被蒋介石重金收买,临阵倒戈。俞、李被迫下野,反蒋宣告失败。俞、李败局已定,形势急转直下。10月8日,邓小平等派雷经天重返恩隆县平马成立中共右江工委,做好移师西进的接应和起义准备。派龚饮冰赴上海,向中央汇报起义计划。

俞、李兵败的消息传来,南宁一片骚乱。10月12日,夜深人静,突然,一阵阵紧急集合的号声和歇斯底里的喊声从广西教导总队驻地传出,军营像是炸开了锅。原来,教导总队的反动军官许廷杰等人趁俞、李兵败人心惶惶之际,公然跳出来,煽动教导总队的学兵闹事,企图拉队哗变。一些不明真相的学兵被鼓动起来,闹着要回原部队,不上左、右江。霎时,整座军营犹如火药桶,一点即燃,情况十分危急。在教导总队任职的共产党员李朴、袁任远等人挺身而出,高喊:“赞成革命的跟我来!”李天佑等数10名进步学兵毫不犹豫地跟了过去。在危急关头,李、袁决定先发制人,逮捕许廷杰。顿时,军营枪声大作,在乱枪声中,许廷杰混在人群中仓皇逃窜。张云逸闻讯率队伍连夜赶来,很快控制了整个局势。他对士兵慷慨陈词,客观地分析了形势,明确指出只有参加革命,才会有光明前途。党、团员和进步学兵纷纷站出来痛斥投降、分裂分子的可耻行径。经过大是大非的教育,大多数学兵明辨了是非,当即有300多人表示愿意参加革命,哗变被及时平息。此时,广西教导总队、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发生了质的转变,由国民党的军队完全转变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在桂系军阀卷土重来前夕,我党将掌握在手的3支武装移师桂西,实行战略性转移。10月13日,俞作豫率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约1500多人,向左江龙州进发,俞、李率特务营一同前往,20日进驻龙州。10月15日,邓小平、陈豪人率领警卫队押运金库、军械等辎重和一批撤离南宁的党、团员,溯右江而上。张云逸率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部分学兵2000多人,从陆路掩护前进。20日,邓小平、张云逸水陆两军会合恩隆县平马镇,22日到达百色。

同年12月11日和次年2月1日,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领导了震撼中国南疆的百色、龙州起义,开辟了左、右江根据地。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成为这两次起义的基干力量,并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第八军。

沧海桑田南宁兵变写汗青

作为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前奏的南宁兵变,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留下了光辉的印记。

.南宁兵变创造了党领导兵运的成功典范

经过了大革命血与火的洗礼,经受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斗争的锻炼,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1929年7月,邓小平到广西后,把党与俞、李合作的重点放在兵运上,用“和平”改造的形式,培植和发展自己的武装。广西党组织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派张云逸、俞作豫等我党的一批军政干部渗入俞、李新建的3支武装,巧取俞、李旧军队的领导权,向士兵灌输革命的民主思想,发动士兵与军阀习气作斗争,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在士兵中发展党员,向部队输送进步学生和工农分子。这一系列的兵运措施,赢得了广大士兵的信任与拥护。兵运在广西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开展得尤为成功。在具体的兵运工作中,广西党组织没有片面执行“哗变”式的士兵运动,而是根据俞、李政权的性质和合作的具体情况,将“军官运动”与“士兵运动”结合起来,打着俞、李的旗号,巧妙地运用“暗度陈仓”式的兵运计策,在短短的三个多月当中,迅速完成了对这三支旧军队的改造。1929年10月,俞、李反蒋失败,邓小平、张云逸果断地发动南宁兵变,把俞、李的广西教导总队、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彻底地“和平”转变为我党领导的、新型的武装力量,创造了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兵运的成功典范。

.南宁兵变为百色、龙州两个起义准备了基干队伍

1929年夏秋间,我广西党组织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以合作为契机,成功地将俞、李的广西教导总队、警备第四、第五大队这三支国民党旧军队改造为党的武装。在俞、李反蒋失败,桂系反动派卷土重来之际,党发动南宁兵变,把这三支已成为我党领导的队伍转移到桂西左、右江地区,有效地保存了革命实力,为百色、龙州两起义准备了基干队伍。可见,南宁兵变实际上是拉开百色、龙州两起义的序幕,还可以认为,百色、龙州两起义是“南宁起义”在时间、空间上的转移。百色起义建立的红七军,是以张云逸领导的广西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为军事核心,加上右江农军组成的;龙州起义建立的红八军,也是以俞作豫领导的警备第五大队为主,结合收编了左江地区的地方武装、邕宁等地农军而成的。在南宁兵变中涌现出的如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俞作豫、李明瑞、冯达飞、叶季壮、许卓、李朴、李谦等党的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党、我军举足轻重的领导人,他们的事迹广为世人传诵。

.南宁兵变是邓小平和广西党组织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

首先,南宁兵变是广西党组织实事求是开展统战工作的成果。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1929年夏,党与俞、李政权再度“国共合作”的本身,就是实事求是的体现。在俞、李合作中,广西党组织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没有机械地沿用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急风暴雨式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做法,而是不断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在统战工作中不把自己当作俞、李合作的附属品,自始至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争取了主动权,从而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利用合作,开展“自上而下”的转变与“自下而上”的转变相结合的兵运工作,卓有成效地实现了对旧军队的改造,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创造出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武装的特色。

其次,南宁兵变丰富了党领导兵运、有效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由于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十月革命模式的影响,“左”倾盲动主义一度占据党的领导地位。1929年8月中央和广东省委给广西特委的指示信中仍强调“必须集中力量注重三大城市的职工运动”。1929年10月,俞、李反蒋失败以后,桂系军阀卷土重来,南宁政局极端混乱,何去何从,广西革命面临严峻的抉择。当时,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以城市为中心”的“左”倾思想在广西党组织内占有一定的地位。邓小平从当时的形势出发,借鉴了毛泽东挺进井冈山的经验,实事求是地指出南宁并不具备组织暴动和建立武装割据的条件,并力排众议,毅然移兵左、右江,到反动势力薄弱,群众基础又比较好的桂西山区开展斗争。此后,成功地领导百色、龙州两个起义,开辟了左、右江根据地,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


(原载《中共广西地方历史专题研究(南宁市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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