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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经天

发布时间:2020-07-06 16:56    来源:网站原创   作者: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

雷经天,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百色起义领导人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曾任中共广西特委常委,代理书记,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两广纵队政委兼党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上海社科院院长等职。荣获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工作者称号。1959年8月11日在上海病逝。

雷经天原名荣璞,号经天,另号“擎天”,这其中蕴含着他的志气和抱负。1904年5月24日出身于广西南宁市津头村。父亲雷鲲池曾是同盟会南宁支部负责人,参加组织反清斗争。他于1919年任南宁学生联合会会长,积极参与领导南宁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反对北洋军阀投降卖国行径,抵制日货。1923年考入厦门大学理科,又成为反对殖民主义奴化教育学潮的领导人。1924年转入上海大夏大学。1925年加入共青团。在震撼中外的五卅运动中由恽代英、贺昌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大夏大学党团支部书记,并参加泸西区委。他领导进步学生与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被校方无理开除学籍。中共中央军委随即派他到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在中山舰事件中,他因抵制蒋介石的反动命令而被撤职。1926年夏,他奉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任宣传科长,随北伐军进军江西,占领南昌、九江,任政治部九江留守主任,接着出任第三十六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成为国民革命军中的将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央军委调雷经天到叶挺领导的第二十四师六十团任党代表,随军赶赴南昌,参加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后随部队南下,在一次战斗中,他左腕和肺部受重伤,未能随部队转移,留在揭阳治疗。1927年11月带伤到香港找到党组织,后又奉派到澳门治伤。到澳门不久,党组织又调他回穗接替被捕的周文雍任中共广州市委起义行动委员会书记。他临危受命,急赴广州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还设法营救了周文雍。12月,雷经天作为起义行动委员会委员和广州赤卫队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广州起义,在观音山浴血战斗。但是,1928年1月,广东省委却作出了“雷荣璞同志临急欺骗潜逃,应即以开除党籍”的决议(《关于广州暴动问题的决议案》)。1928年春,周恩来来到香港,宣布这一处分决定无效,使雷经天免受一次错误处分。

广州起义失败后,雷经天转移到香港。1928年初,中共广东省委派他回广西。他与同乡谢生桦由海道到北海、钦州,再步行进入广西。一路行来,他见缝插针,点燃革命火种,在同正县建立党组织。回到南宁,先恢复团组织,接着恢复建立党组织,之后到宾阳县建立党支部,与留在梧州的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邓拔奇接上了关系,很快恢复了广西一些地方的党团组织。1928年6月,他当选为广西特委委员,负责指导南宁及右江各县党和群众工作。10月,广西省临委机关受破坏,他到香港向广东省委汇报。次年1月,广东省委又派他回广西,重建中共广西省委机关,由文沛任书记。2月,文沛回广东,他代理省委书记。4月主持广西特委工作。这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南宁中山路光昌汽灯店的老板,广西省临委机关就设在汽灯店里。1929年夏,中共中央、广东省委派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等党员领导干部到南宁领导广西党的工作。雷经天领导广西特委配合广西军委迅速发展广西革命力量。

1929年8月中旬,雷经天当选广西省农协筹备处主任委员。9月中旬,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雷经天家正屋西边厢房里秘密召开。会议传达和贯彻了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精神。雷经天在会上作广西党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把组织工农红军、武装夺取政权、创立苏维埃政府、土地革命等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提上日程。10月初,俞作柏、李明瑞发动讨蒋。邓小平调雷经天率一批党员到恩隆县平马镇,组建中共右江工作委员会(后改为右江特委)和广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右江办事处。雷经天任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领导恢复和组织右江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农会,并给恩奉农军发放枪支弹药,组织农军开展武装斗争。10月28日,他率领恩隆、奉议两县农军,配合张云逸领导的警备第四大队在平马、田州解除反动的警备第三大队两个营的武装,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1929年12月11日,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来自右江地区11个县代表和红军士兵代表80多人参加大会,选举雷经天为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在雷经天的领导下,大会一致拥护红七军目前实施政纲,通过了发展右江苏维埃运动,扩大红七军,建立右江赤卫军,实行土地革命等决议。12日中午,右江苏维埃政府在平马召开庆祝大会,雷经天在会上宣布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当张云逸庄严地把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大印授予雷经天时,会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口号声。

革命政权成立后,雷经天致力于地方党、政、军、群等组织建设。他率右江特委和政府一班人,深入右江两岸的村村寨寨,发动群众,先后建立了9个县委和18个区委,建立16个县革命政权,建立右江赤卫军总指挥部和15个县赤卫军共约1.5万人,建立5个县总工会、7个县妇女组织和青年组织。同时加强对地方党、政、军的思想建设,他协助邓小平在平马开办两期党政干部训练班,传授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和党的性质等常识,制定苏维埃政府工作任务、职责、制度,领导赤卫军镇压土豪劣绅的反抗,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在雷经天直接领导下,右江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1月发出《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4月,雷经天协助邓小平在东兰县武篆进行土地革命试点,并在旧州屯党员训练班介绍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经验,结合实际情况深入浅出地讲解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培养了一批土地革命骨干。1930年5月,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土地法暂行条例》,明确规定根据地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分配原则。5月15日又颁布《共耕条例》,在总结东兰等地进行共耕社试点经验后,进一步明确土地革命的一些具体政策。6月,红七军收复右江沿岸各县,右江苏维埃政府在条件成熟的东兰、凤山、奉议、恩隆、思林、果德等县,开展土地革命。广大农村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丈量土地、分配土地,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土地,翻身作了主人。雷经天作为土地革命的策划者领导者之一,深受右江人民的爱戴。

在领导建设右江革命根据地过程中,雷经天等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注意团结少数民族。他大胆培养任用少数民族干部,选用瑶族干部韦玉梅为右江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陈洪涛等5名壮族干部为委员。16个县政权的36名正副主席中有32人为壮瑶等少数民族,右江特委7名委员中有5名是壮族,各县委书记都是壮族,使少数民族享有充分的参政议政权利。他坚持民族平等的政策,废除瑶族地区的瑶役和超经济剥削,政府规定给瑶民苗民分配土地和房屋,规定少数民族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右江人民称赞:“苏维埃政府是瑶民出头的地方。”

针对右江地区土匪众多的情况,雷经天领导各级苏维埃政府区别对待,或剿或抚。对豪绅地主率领的土匪,派赤卫军进剿。对一些被逼上梁山的土匪,派人招抚,改编为赤卫军。一剿一抚,使右江苏区的土匪,“大部分是肃清了,或者是争取过来了,只有少数零星小股跑到边界去活动”。对于妇女,苏维埃政府提出“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及社会上的地位与男子一律平等”的政纲,吸收妇女到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七军部队中,给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使右江地区妇女看到了解放的曙光。

1930年10月,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指示传达到右江,中央命令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配合中央红军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对此雷经天表示了反对态度。他反对把赤卫军全部编入红七军,要求留下部分地方干部和赤卫军保卫右江革命根据地,因而被错误地免去党内外职务,在11月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上还被错误地开除党籍。雷经天并不因受到严重的政治打击而消极,他跟随红七军转战桂黔湘粤等省,以一个普通战士身份参加战斗,以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和出众的口才做宣传鼓动工作,以博大的胸怀对待革命生活和个人的委屈。1931年4月,红七军在江西永新县召开第二次党代会。会上批判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并给雷经天平了反,恢复了他的党籍。平反后,雷经天在红七军政治部编辑《火炉》月刊,他以饱满的精神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去。1931年冬在中央苏区肃反运动中,雷经天又被错误当做改组派的怀疑对象遭到逮捕和被开除党籍,送到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审查。所幸的是,负责审案的邓发局长对雷经天的历史了如指掌,留他在保卫局做审计工作,使他免遭杀身之祸。转眼间到了1934年10月,雷经天这个没有党籍的“老党员”跟着中央红军长征了。长征路上,他先当文书,再当侦察员,后来当伙夫,背着大铁锅跟随部队跋山涉水远征,长征路过广西,战友老乡劝他趁机回广西,甩掉黑锅,他却平静地说:“回广西,我个人身上的黑锅是放下了,但因我受牵连的同志就会背上更重的黑锅,问题就更复杂了。”他对党忠诚,委曲求全,拒绝中途逃阵。过雪山时,他身体垮了,倒在雪地里爬不起来,他发誓绝不掉队,他对老战友覃士冕说:“无论遭到什么困难,我都不能离开队伍。党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后来他用莫文骅送给的两块姜擦身,竟奇迹般地爬起来跟上队伍过了雪山,最后到了陕北。1935年冬,经中央党务委员会审查批准,雷经天重新入了党。算党龄,他少了十年,但在逆境和挫折中,他又在政治上站起来了,为此他激动不已,他更坚定了革命立场,以更出色的工作报答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雷经天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法院院长,他提出边区审判工作准则、工作方针、工作任务,确立审判制度、调解制度,建立健全司法机构,制定改造犯人的目的。由于他贡献突出,1941年获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工作者称号,边区人民在扭秧歌中唱道:“法院院长雷经天,办案公道众人夸。”在任职期间,雷经天主审了黄克功枪杀刘茜案、公审汉奸吉恩恭案等大案。1945年4月,雷经天在列席党的“七大”期间,中共中央审查他的历史结束,6月2日,中组部作出《关于雷经天同志党籍间断问题的决定》,指出:“根据廖华、周恩来、聂荣臻、陈赓、林伯渠、叶季壮、莫文骅、邓发、陈郁、凯丰、陈慧清诸同志的证明,其历史是清楚的”,“雷经天并无改组派嫌疑,相反政治上是坚定的。因此在重新研究了雷经天同志的历史及诸同志的证明后,中央组织部认为过去开除其党籍是错误的,并修正一九三五年中央党务委员会对他重新入党作了决定,恢复其一九二五年五月的党籍”。彭真在《决定》上签了字,并代表中央把这个决定告知雷经天。十多年的冤屈得到了昭雪,二十年前的党籍终得恢复,雷经天感动得热泪盈眶。“七大”后第二天,雷经天率八路军南下三支队(他任政委)南下。行前,他夫人刚生下雷炳延不久,又有一小孩患病早逝,他强忍悲痛安慰夫人:“我一生都是党的,党叫我到哪里,就去哪里,绝不能讨价还价。”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两广纵队政委兼党委书记,先后在山东作瓦解国民党桂系军队的工作,率两广纵队参加济南战役、淮海战役。1949年7月,他率部参加解放华南,从河南、湖北、江西向广东挺进。时隔二十年,他又回两广了。

解放初,他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在任院长期间因工作中的两次差错,他受到了人生中第三次处分。那是1951年,中南分院审理季万与沈才英离婚案,先判决不准离婚,季万在报上发表信件不服判决,雷经天不够冷静,语言偏激,开始仍维持原判,经公开讨论后才改判离婚。在处理一农妇被害案时,雷经天忽略了现场、口供、旁证等证据材料的研究,片面强调“蒸骨验尸”方法。1953年司法改革时,雷经天被指控犯有种种错误,受到留党察看、撤销本兼各职的处分。对于工作中的差错,这一处分显得太重,但雷经天坦然置之,他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说:“母亲对儿子的惩罚不见得都是对的,但她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好,这个愿望总是一致的。”不出所料,历史对雷经天又公正了一回,1955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按期取消雷经天留党察看两年处分,1984年中共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复查,并报中共中央纪委会批准,撤销1953年6月给雷经天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和1954年6月撤销雷经天本兼各职的处分决定。这足可告慰雷经天的在天之灵,在他离开人民25年,终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56年,雷经天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1958年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他身背政治“黑锅”,但深入基层,善待同志,倾听不同意见,不可思议的是,这使“右倾”的阴影一直追随其左右。他想不通,独自打扬琴以排遣内心的烦闷。他身患绝症,在上海社科院用凳角顶肝区坚持工作,但住进华东医院后,上海市委党员干部大会仍点名批判他为“右倾”,责令他离开医院接受批判。在医院,他剧痛不止而不哼不叫,任凭豆大的汗珠往地上掉,护士劝他不妨呻吟,他轻轻摇头说:“战争年代负伤都不曾叫过,这点疼痛算得了什么?”弥留之际,他拒用珍贵药物,叮嘱护士把好药留给其他同志。1959年8月11日清晨,雷经天怀着一颗赤诚的心,离开了他心爱的党和人民,享年仅55岁。

摘自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南宁党史人物传略》(第一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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